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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问题，讲到了中央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风险，特别是安全风险。这确实是我们中央企业投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其实大家知道，这几年中央企业“走出去”非常不容易，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，说中央企业资产没有人管了，又说损失严重了，有这些问题，但不是主流。我为什么说不容易呢？我们虽然改革开放40年了，“走出去”更多是近十年做的事，但是我们看全球市场已经全球化发展了几十年，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市场已经掌握了很多好的资源。中央企业在“走出去”过程中，可能会到有些动乱的地区，也会遇到一些政治的、战争的风险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增长，我们要更多依托国家的力量，大家都知道，战争地区撤侨也好，外交、军队都在积极的努力，这些靠中央企业自身是解决不了的，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大，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得到更好的解决。作为企业自身来说，在投资的过程中、合作的过程中，要评估各方面的风险和因素，要评估政治风险、评估经济风险，也要评估战争、动乱方面的风险，做好这方面的预案。

宁吉喆透露，今年国家发改委还将新出台完善住房租赁、家政服务、养老、托幼的配套政策，破除文化、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准入的体制机制障碍。2018年国内中等收入群体首次突破4亿人，今年，国家将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。

2009年，当时还在媒体工作的易昕到汶川地震灾区当志愿者。当地很多做灾后重建的公益组织还在用人工的方式处理数据，信息量一上来人就手忙脚乱。易昕萌生一个想法，用技术手段搭建一个信息平台，提供给公益组织使用。2012年，易昕与两位北邮校友一同创办了灵析。

1998年4月，李最雄担任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职务后，他除了继续做好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外，还协助院长担负起保护研究所、资料中心、陈列中心、摄录部、学术委员会及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管理工作，并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使这些部门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。

那华为是怎样成功的？外媒androidinsider.ru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华为与苹果的不同，称华为已经深刻理解了智能手机市场消费者的需求，所以他们推出了一系列子品牌及次旗舰，配有高端的处理器、大容量内存及大电池，售价仅为450美元，但在性能及软件流畅度上跟真正的旗舰产品没有什么不同，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用户中非常有吸引力。

2、场外与场内 脚踏实地服务全产业链因为具有发现价格、规避风险的功能，服务实体经济一直是期货市场的初心与职责所在。场外衍生品是通过场内期货复制而来，但不同于场内市场，场外衍生品的交易条件更为灵活，可以依照企业和机构需求订制服务，运用“场外衍生品+期货”的对冲模式，有时能获得更好的套期保值效果。